财新传媒 财新传媒

阅读:0
听报道

司马喆   石小玲[1] 

 

最近温州爆出的新闻多聚焦于中国民间金融系统快速扩张所带来的风险。中国当局已采取及时有力的措施,帮助控制短期风险。但还需认识到,由于不能像银行一样得到良好监管,也不易受中国货币政策执行工具的影响,非银行部门不协调且无序的增长可能引发今后几年金融不稳定并削弱宏观经济调控能力。为预先阻止该风险,中国需要改革金融体系。无此改革,也将难以维持快速的经济增长和实现以消费为导向的经济再平衡。

 

当描述中国当今的金融体系特征时,两个词语立即浮现脑海:流动性与管制。金融体系流动性充裕,缘于中国资本账户不开放而只能留在国内的大规模储蓄,以及与国际收支盈余与汇率干预有关的大规模资本流入。为阻止这种流动性催化贷款激增的危险现象,中国人民银行依赖管制手段,主要使用直接工具如对银行信贷设立数量限额,增加银行法定准备金等。在过去几年里,事实证明这些措施非常有效。相比之下,增加利率的手段却很少被采用,因其与其他目标相冲突——贷款与存款利率被人为压低以向特定企业提供廉价信贷,保护银行利润,补贴外汇干预对冲操作。

 

为什么我们应该担心现状呢?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如前所述,对信贷的数量控制使得银行有巨大动机寻找其他贷款方法,包括资产负债表外以及民间途径。由于不积极使用利率手段,中国无法压制信贷需求,反而主要依赖于试图控制银行的信贷供应。但是,银行外的金融媒介越多,这种控制信贷供应的效率就越低,信贷政策就越难适应管理经济发展轨迹的需要。这显然很危险,可能已开始危害宏观经济调控。

 

第二,中国的金融体系长期存在不平衡的增长模式,资本成本偏低,利率令人沮丧。过去十年来,扣除通胀因素后中国的实际存款利率平均只有0.25%。因此,那些将储蓄主要以银行存款形式持有的住户,实际上被征收了通胀税,住户收入被压制,消费受到抑制。然而,由于利息支出极低,公司部门享有的收益得以增加,利润率与投资得以提高,最终使得公司储蓄增加,在当今中国国民储蓄中的占比已超过三分之一。

 

因此,在中国开展金融改革的理由是强有力的。然而,这里存在一个难题。改变此体系并非无风险。国际经验警示我们许多试图开展金融部门自由化的国家丧失了对货币总量的控制。若处理不当,金融自由化可导致意外注入大量信贷以及货币刺激。最终,以令人痛心的经济过热、资产泡沫、坏账为结局,甚至有时出现银行危机。那些成功控制这些风险的国家,例如澳大利亚、比利时与加拿大,都做了三件事。第一,他们清理流动性并在早期收紧货币条件以提升实际利率。第二,货币政策足够灵活与独立,以预防取消利率限制带来的信贷过渡供应。第三,他们很早启动并不断升级监督与管理框架。

 

因此摆在中国面前的一条路是改革金融体系,但需要仔细排序。不同于过去三十年进行的大多数改革,例如,在农业领域以及经济特区制造出口业进行的改革,金融改革不能做试点或仅限于某些银行或地理区域。套利的可能性不允许试验的做法。因此为金融改革设立宽泛的路线图很重要,尽管路线图应足够灵活以应对意外事件。

 

这样的路线图应是怎样的呢?在所有案例中,没有单一的、上好的方法可以使用。但是,受跨国经验及中国自身特色启发,任何关于路线图的规划均应包括如下要素与次序:

 

·         第一,允许相对价格更多地由市场决定,以遏制流动性的持续流入。同时,需要吸收超额流动性存量,可通过发行央行票据以及改由利率(而非数量手段)控制信贷市场的方式实现。这也便于实现从对信贷数量设立限额到使用常规货币工具的转变。值得注目的是,这也将赋予央行有更多能力去执行一个更积极、独立、反周期的货币政策。

·         第二,由于数量控制减弱以及货币总量变得不稳定,中国需要一种替代的货币政策方法。若转向一个能设立关于增长、通胀与金融稳定的清晰目标,且综合使用货币与宏观审慎工具的货币政策框架将是明智的。

·         第三,加强监督与管理以监测与识别宏观金融的脆弱性,尤其是那些严重威胁信贷质量的脆弱性。

·         第四,增加以银行为基础的当前媒介体系的可替代工具,以改善资产定价与分配。应该包括进一步鼓励共同基金、公司债券、股票、年金以及保险业务发展,以及建立一个更健全的机构投资者基础。确保金融市场协调发展,不大幅超前于银行体系改革是很重要的,可避免存款以破坏性方式流出银行体系。

·         第五,撤销贷款与存款利率管制,以允许银行更有效地开展信贷定价与分配工作。若利率自由化开展得过早,尤其是在更加灵活的货币政策以及改善的监督与管理框架得以建立之前,将引发银行“过度竞争”的风险,导致银行利润下降或狂热发放贷款,进而危害金融稳定。

·         最后,当更健全的货币管制体系、由市场决定的利率、强劲的审慎监管体系、更灵活的汇率形成后,中国可逐渐撤销当前资本管制。这些步骤也将使得中国以合理节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提高其货币在国际贸易与金融中可自由使用的程度。

  

在全球危机之前,中国坚定不移地发展更加现代化、足以应对一个更加成熟与复杂经济体所面临的诸多挑战的金融体系。然而,当全球金融体系遭受严重挫折时,中国政策制定者中止了。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很自然的。但在中期内,中国需要保持改革的步伐。因此,提及“十二五规划”中金融改革所赋有的显著作用是振奋人心的。事实上,以上列出的路线图可在一个五年的时间内完成。若执行得当,金融自由化将是中国需要的下一个改革巨浪。它可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进行的国有企业改革一样重大,为未来几十年间中国经济的持续强劲增长奠定基石。


[1] 作者分别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华代表处副代表、经济学家,他们的邮箱地址为 msyed@imf.org xshi@imf.org

 

话题:



0

推荐

司马喆

司马喆

7篇文章 11年前更新

原名Murtaza Syed,出身于巴基斯坦,英国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院)经济学博士。现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驻华代表处副代表。 2004年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财政事务部、亚洲及太平洋部工作过。在2010年7月赴北京工作之前,在华盛顿特区就广泛参与研究亚洲经济体,包括日本、韩国、香港及老挝。参与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亚洲区域监督及多米尼克贷款项目。研究领域涵盖贸易、投资、不平等、财政可持续性以及金融溢出效应。 在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前,曾担任英国财政研究所(IFS,位于伦敦)研究经济学家,以及联合国计划开发署人类发展中心(位于伊斯兰堡)高级政策分析师,还曾任教于英国牛津大学。

文章
  • 个人分类
全部文章 7篇